萨托利｜什么是计划？

市场、资本主义、计划和专家治国论（一）

作者 | 萨托利

翻译 | 冯克利、阎克文

编辑 | 经典摘读

什么是计划？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把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因为这是民主至关重要的方面，然而，民主还可以被看作政治——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外延——或者叫作连带考虑——特别受到以下事实的鼓励：我们今天知道的民主所承担的任务和功能，已经比五十年前多出了许多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民主国家已经越来越像个无所不为的国家。无论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还是协商后的选择，我们的政治制度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迄今尚未受到控制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决策范围被集权化，即由权力决定一切。很多这样的扩张，不是要求人们接受，就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然而，凡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生冲突的地方，斗争就开始了。

不错，国家总是在干预经济事务。自由放任主义产生于针对贸易壁垒进行的干预。在大多数国家，保护性干预曾促进了工业化进程。而国家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则是为了使之摆脱垄断及其他灾难和弊端。因此，利害攸关的决定性问题并非国家干预或调节的范围，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应否继续作为市场制度而存在。市场或非市场——这就是症结所在。

我已经说过，市场对应的是非市场。但是从1930年代以来，大量的讨论越来越侧重于计划的概念。位于舞台中央的问题一直是：民主制度和国家经济计划是相容的吗？由于“计划”——尤其在英语中——是个不严谨的术语，人们既有理由作肯定的回答，也有理由作否定的回答，这取决于如何为该术语下定义。例如，在1953年，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就把计划定义为：“为实现某项目标而对行动步骤进行理性筹划的做法。”这根本不是一种专属含义，也肯定不是铸造这个术语的经济学家们（针对苏联）想要表达的意思。对于他们来说，计划意味着“集中计划”或全面计划，即集权国家用以取代市场的计划，而且在他们看来，计划是很不理性的。在这两种大不相同——如果不是相互矛盾的话——的含义之间，该术语渐渐有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有限计划”的含义。请注意，1930和1940年代初期的经济学家们很少谈及这个次要的样板。法国作者多用“指导性”——较宽泛的还有“协调性”和“管理性”——经济的说法。意大利作者则独具特色地使用“规划”经济或“规制”经济的说法。只是从1940年代末期以后，（用英语表达的）“计划”才战胜了其他说法，因而获得了第三种意义。我们目前的讨论所涉及的这三种不同概念及意义，可以清点如下：

•作为理性组织的计划

•有限计划

•全面计划

如前所述，被设定为理性组织的计划（这是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的焦点问题），并未反映出该术语的学术性内涵，而且还有过分模糊之弊。不过，这一层含义也不能置之脑后。首先，它反映了一种对“计划”的通俗化理解，尽管这只是由于人们发现它的词典定义就是这样。此外，而且较为重要的是，诸如“理性组织”、理性筹划行动、理性调整之类的说法，反映了所有对某种计划的全部要求的潜在的共同思路。不管选择哪一类计划（有限的或全面的），赞成计划的人都会发现市场制度的非理性，至少在这方面是非理性的：市场的自动作用妨碍我们理性而审慎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市场制度是一种受自身反馈作用调节的“自发秩序”，它和由目标构成的“理性秩序”是冲突的。所以，计划完全可以被称作一种理性组织；但是对计划作如是观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某种特定的计划形式。这里涉及的不是某种具体的样板，而是实行计划的理由，同时也间接涉及评价计划政策的标准。

我们先来谈谈有限计划，即计划一词的两种专属含义之一。由于存在着形式不同的多种有限计划，因而它就有了多种名目。除了指导性经济和规划经济（较陈旧的标签）以外，我们还听到过结构性计划、引导性计划、诱导性计划等等说法。无论哪一种标签，我们都必须确定不同范围的有限计划分别始于何方，终于何处。

计划的发端，不单是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今天的每一个政府都在不断干预经济过程，当然也都在制订计划。但这还不是该术语那种专属意义上的“计划”。（根据定义）有限计划始终与市场制度共存，如果一个政府仅仅颁布货币政策或凯恩斯主义政策，操纵经济过程的自动平衡器，计划仍是不会存在的。所有这些还算不上计划，因为它们并未构成有组织的计划，以协调和左右未来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是市场机制不可能达到的。根据定义，计划不是由对一时出现的偶然情况作出的零碎反应构成的。有限计划总是与市场制度共存，而且是对市场制度的一种补救和矫正。不同程度的计划仍在试图弥补市场作用的不足和缺陷。在有限计划的制度下，市场仍在为所有的核算提供“确定有效价格”的依据，并且仍在反映消费偏好。可是，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它部分地受消费者主权调节，部分地受对市场信号没有反应的中央部门调节。毋宁说，计划机构追求的是发展目标（工业的或其他的）或平等化目标。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说，不管作出什么努力，把政府干预和有限计划区分开来的界线总是模糊不清的。由于有限计划始终——尽管不太协调——与市场经济共存，各自的管辖范围必定互有渗透。但这无损于以下事实：在某个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和具有重大差别的结果。

正如不必严格确定有限计划的起点一样，严格确定它的终点也无必要。只要达到一个断裂点，市场作为确定整个生产经济的成本与价格的有效机制就会被毁灭。在那个点上，计划不再是“有限的”。所以，除了市场之外，如果确实不存在其他确定有效价格的机制，这就足可以说达到了有限计划的边界。

再来谈谈全面计划。它也常被称为极权主义计划、集体主义计划、中央集权计划或指令性经济。这些标签全都代表一种中央指令性经济，主子的头脑排挤并取代了市场。这就是共产党或苏联计划的含义。事后可以看出，它可以被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甚至圣西门主义前提都无意得出的结果。马克思一心要废除私有财产，但这完全是1820和1830年代的社会主义团体所持有的共同立场。圣西门主义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市场必须和财产一起被一种集中指导下的经济取代，而且他们确曾拟订了一套非市场的、中央集权经济制度的详尽方案。因此，点出关键问题之所在的是圣西门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从未设想过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指令性经济制度，更不用说具体实施的设想了。马克思常常鼓吹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但他也倡导（特别是——虽然不仅是——在1871年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中）生产者的分散自治。归根结底，他的后一种观点是和他所设想的最高境界相吻合的，这是一种无国家的、合作社式的“透明”社会，全体人民对自己的生活不间断地实行集体管理。事实上，苏联的计划是斯大林的创举，马克思并未提供指导。苏联的计划是由暴力临时拼凑出来，并以暴力强制实行的。可见，苏联的计划是个出乎预料的结果。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打算，而是它的唯一鼻祖——早期圣西门主义计划的计划者们的意图（尽管列宁和斯大林对此一无所知）。

本章开始时我就说过，问题最终要归结为市场和非市场之间的取舍。对此的典型反驳是：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不同也是程度的不同。不过，能够证明这种反驳言之有理的证据却少得可怜。批评家们能够指出的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即使指令性经济制度也容忍黑市，甚或鼓励某种辅助的、平行的“民间市场”。但是为了证实黑市或民间市场除了说明全面计划遭遇失败以外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就必须证实它们在帮助主子的头脑进行核算。它们帮了吗？苏联和苏联式的计划者们实际上是如何决定行动目标的？

当然不是根据辅助的“自由”市场所提供的信息。苏联的计划者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消费品短缺，哪些需求看好。他们容忍民间市场，恰恰是因为他们无力提供这些消费品。同样无可怀疑的是，消费偏好——即使已经获知或能够想象到——无论如何都不是至高无上的。全面计划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计划：它是万物的主人，唯一的卖方，唯有它能决定资源的分配、薪金的多寡以及消费者必须接受（或将就）什么。简言之，全面计划就是打着客观目标至上的名义的计划。可是，对成本该怎么办？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苦思冥想，指令性经济如何运行才划得来，到1930年代中期，主要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充分说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集权主义的计划者要想计算成本是不可能的。他的成本和价格只能是任意的。当然，任意不是指根据一时的兴致去规定成本和价格，而是说被规定的成本和价格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可能从任何具有经济意义的基础或底线上推导出来。

这种反对意见——至少在米塞斯——哈耶克的批判路线中——并不限于经济。它在政治上的必然结论是：集中计划不可避免地求助于极权主义独裁。正是这种政治寓意，换句话说，计划与自由互不相容这一论点，招来了激烈反击。然而，假如我们仍然不出经济学家的圈子，就是说，假设这种反对意见仍然属于技术性意见，并且限于成本问题，那就不容否认，米塞斯（L.von Mises）和哈耶克的批判引起了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学说的大量反思。简单说来，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共识：集中计划要想解决成本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在没有真正市场的情况下，计划者必须有能力“模拟市场”。

这种回答理性上说言之有据，但要真这么做却是难上加难。

不错，计算机革命似乎消除了模拟市场的技术障碍，而且我们亲眼目睹了几十年来在线性编程方面的重大数学进展。然而，一位抱有同情心的观察家曾对1976年的形势作了如下评论：“共产党的计划人员承认，他们没有完成纲领性的经济计划。……他们宣布，计划正在变得更加‘科学’。计算机将会更多，数学模型也会更多……中央集权更为强大。……迄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却是，行政官僚在7年内增加了1/3。”问题如此严重，以致计算机技术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根据非常简单化的估算，即使还没有开始试图模拟市场，估计苏联人对计算机就可能有14000台的需求量，这可能要花上一百年时间去培养必需的专家。此外，而且撇开计算功率不谈，也还有一个问题：“列出必要的方程式或拟定经济模型……大概是任何职业都无法胜任的”任务。我们最终还是返回了起点。1935年的反对意见仍然成立：没有市场制度，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合理或有效的配置，因为中央集权的计划人员是在原地兜圈子——他没有据以前进的（经济）成本基础。

退一步说会是什么情形呢？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尽管它们经常被搅在一起。首先，在全面计划之下，事实上仍然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或经过伪装的市场制度，而且以各种间接的方式帮助着计划人员的工作。但是，我从未见过这个存在物的确凿证据或这种实体的标识（除非这种潜在的或伪装的市场被混同于前述辅助的、得到默许的“民间”市场，但这可能是个虚假的证据）。即使说苏联的价格体系得到了西方市场价格体系的帮助，那也不可能证实这一主张。就算真有这种情形（特别是关于东西方事实上的商品交流），那也只能使我们更加确信，苏联计划人员实质上并且必然地是在一片漆黑的海洋上漂游。于是我们又听到了第二种退而求其次的主张。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出路是以某种修正过的形式并在足够的程度上重建真正的市场。这是唯一一条得到清楚表达的道路，我很快就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到现在为止，我只是或者说主要是在试图澄清“计划”的含义和对象。有人认为，既然计划这个术语可以指称大相径庭的现象，最好还是不给它得出明确的定义。照这种观点，事实上只能陷入一团迷雾，这更无益处。有些人反对有限计划（定义2），是因为他们把它混同于全面计划（定义3）。另一些人则接受全面计划，认为那是一种理性的理想（定义1）。还有一些人把计划视同经济过程的理性化，他们认为国家干预的形式就算既不经济又不理性，但是运行得还算不错。这是知其名而不看其实的表现。与此类似并且同样混乱的主张是，民主与计划互不相容，此其一；民主与计划绝对地甚或必然地互为表里，此其二。显然，只有把计划说清楚，才能明智地讨论计划。

反计划的观点适用于全面计划。计划是必要的论点最适用于“理性筹划的行动”（一项准则，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样板）。民主与计划具有兼容性则是适用于有限计划的论点。只要这些论点各得其所，我们便也能理解一个事实：我们还能作出“极大的选择”。对这些选择置之不理的理由是，政府的选择范围其实是有限的，无法“在极大的选择中作出重大全面的选择”。确实如此，但这是仅就西方政府而言。对于广大第三世界的政府和毛泽东接管后的中国并非如此，大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假如允许它们选择的话）也不是如此。极大选择被弃之不用，仅仅并且严格地适用于民主国家之中发生的情况，适用于排除民主国家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错误的争论不是有关极大选择是什么的争论，而是反对这种选择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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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民主新论/(美) 萨托利 (Sartori，G.)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书名原文: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ISBN 978-7-208-08300-4。如有侵权可通知本号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