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访苏归来为何转向反俄？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之后，为何转而采取反俄立场？

在我们心中，蒋介石的反共与反社会主义立场似乎自始至终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随着近年来蒋介石私人日记的逐步解密以及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事实上，蒋介石在早年阶段对共产主义持有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十分倾心。那么，他究竟是在何时开始转向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他的一生中对于苏联及共产党的看法又是如何演变和转变的？本文将深入剖析，通过蒋介石公开发表的讲话与演讲、其撰写的著作，以及近年来得以解密的蒋介石私人日记，综合分析其言行举止，以期全面探讨这一问题。

蒋介石

早年信仰马克思学说

蒋介石与众多青年学子同受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亦深受马克思主义潮流的熏陶。他不仅阅读了诸如《新青年》等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刊物，亦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著作。在其1923年的日记中，屡次提及“研读马克思经济学说”、“细读《马克思学说概要》”等内容。他对马克思的理论不仅研读，更是沉迷其中。在其1923年10月18日的苏俄访问日记中，他如此记载：“潜心研读马克思的学说。午后，再度翻阅。长时间沉浸于其真谛之中，难以放下手中的书籍。”“阅读《列宁全集》，其中论述权力与联合民众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以及以友谊感化与训练民众为必要手段的观点，皆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

蒋介石在早年亦未曾表现出反苏的立场。当孙中山着手与共产党寻求合作，并携手苏联代表越飞共同签署了《孙越宣言》之际，蒋对苏俄评价佳。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撰写了一封《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强调“苏联乃我国唯一真正的盟友，我国革命的兴衰成败，与苏联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愈发严重。中俄两国之间的主义联系日益紧密，其兴衰成败，实乃生死攸关、共命运的紧密联系。”

蒋介石早年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倾心不已，且频表对苏联的青睐与向往之情，那么，是什么因素最终让他坚决走上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轨迹？

访问苏联：观感演变

1923年，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领一支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访问。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多次向孙中山提出申请。他对此行做了周密的准备，甚至在船上仍不懈地学习俄语，心中充满了对能够踏入“共产主义故乡”的期待。然而，正是这从9月持续至11月的三个月访问，深刻地改变了蒋介石对苏联及共产党的看法。

在苏联逗留期间，蒋介石的参观访问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领域：

一，会晤苏联相关领域的领导人，深入聆听他们关于苏联革命历程的宝贵经验，并就苏联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二，我们参观了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及其相关设施，深入了解了苏联红军的组织架构、军事学校的运作机制以及先进的军事装备。

三，我们对苏联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进行了深入的参观与考察。这包括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的访问，以及对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等地方政府组织的调研。我们参观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聆听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此外，我们还与诸多党政高级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俄国人民，无论身份地位高低，都展现出我国人民所不及的诚实与真挚……或许正是这种品质，构筑了他们国家的根基。”在一场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盛大集会上，蒋介石对红军战士们表示赞誉：“你们成功地击败了国内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我们此行是为了学习，并且与你们携手合作。”在参观军队的过程中，他对苏俄的党代表制度以及苏军的武器装备赞不绝口。

尽管苏俄在军事与革命组织方面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然而，当蒋介石提出在蒙古库仑……自1921年红军占领。在搭建军事基地的过程中，遭遇了俄国方面的坚决拒绝。这一事件让蒋介石坚信，苏联并非真心实意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们实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中国边疆地区抱有不良企图。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他如此表述：“然而，每当谈及中俄之间的议题，一旦涉及苏俄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态度便骤然生变。我的苏俄之行，恰逢加拉罕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亲自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新约之际。在1924年1月26日的联合声明中，越飞也明确表示，苏俄‘绝无在外蒙古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或将其与中国分裂的意图’。然而，在与苏俄的党政负责人讨论外蒙古问题时，我立刻察觉到他们对外蒙古的野心从未消减。这一点不仅让我深感失望，也让我深刻认识到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真正意图。”

不仅如此，蒋介石洞悉苏联对孙中山的评价颇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演讲中，他颂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却反遭俄国人和留学共产党人的嘲讽与抨击。此事令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

1932年，蒋在苏联

此外，苏联在蒋介石心中也留下了诸多消极的印记。在参观彼得格勒等地时，他感受到了城市的衰败以及海军士气的低迷。他回忆道：“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发生过一场以海军士官为核心的革命，这场革命是对布尔什维克专制的反抗，以及对战争期间共产主义残酷政策的抗议。然而，这场革命很快便以失败告终。当我们前往彼得格勒进行考察时，当地的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事避而不谈，但即便如此，我依然从当地军民的精神面貌中，察觉到了那深深的创痛。”而且随着他在俄国的逗留时间日益延长，他对俄国社会的认知也日渐加深。渐渐地，他开始对苏俄政府产生质疑，认为其“缺乏诚信”，且“少数人种把持政权，排斥异见者”。斯大林在清党。等等

归国之际，蒋介石向孙中山呈递了《游俄报告书》，其中陈述了苏联对边陲地区所怀有的侵略野心，并警示不可对其深信不疑。然而，孙中山却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此举未免过于警惕，实则与现阶段的革命局势不符。”

蒋介石的意见被孙文漠视，而他在第二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只得作为没有发言权的旁听者与会，虽然被孙中山指名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长，但他拒绝就任，而奔赴上海。蒋介石自己说：“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

廖仲恺

1924年3月14日，蒋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将苏俄比作“凯撒帝国主义”：“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而他同时又斥共产党为“俄奴”：“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无疑，正是这数月的苏俄之行，让他对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经历了彻底的逆转。蒋介石对苏维埃制度持有强烈的反感，对于该政权所推行的阶级斗争形式亦感不悦。他认为，“在苏联的社会结构中，亦或在俄共内部，斗争既公开又暗中展开”。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治制度，作为全球首个无产阶级政权，竟被视为“专制与恐怖的集合体”，与我党的三民主义政治体制，根本无法相容。对此，除非我亲身踏足俄罗斯，否则国内的臆想绝不足以触及真相。”在他眼中，“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其野心远胜于前任的沙俄，展现出一种更为扩张的帝国主义姿态。综合我在俄罗斯考察三个月的经历，我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感触：若俄共政权得以稳固，那么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复燃，绝非遥不可及之事。如此一来，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及国民革命所带来的隐患，实难以预料其严重程度。

当时与国民党携手合作的共产党，在他看来，并未真心诚意地支持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党成员及其同路人，往往借助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扭曲三民主义的真谛。在他们眼中，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三民主义进行曲解，方能称之为“革命的思想”。相反，他们指责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阐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和青年部长邹鲁，导致他们愤然离开广东。

他同时将共产党员视为国民党内部的一大潜在威胁，深信共产党正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分化以及挑拨离间的活动。：“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党采取的分化、隔离、制造矛盾等策略，我们看得尤为透彻……自俄罗斯归来后，中共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不一为幌子，试图掩盖其对苏俄真相的考察报告。”、“中共分子对我党组织，起初并未追求全面掌控。他们的第一步是渗透，第二步则是分化。因此，他们在党内竭力制造所谓的‘左派’、‘右派’和‘中派’等标签，高喊‘革命向左转’的口号，并借此挑拨离间。如此一来，我党党员在中共跨党分子的分化与挑拨下，陷入自相矛盾、相互排斥的境地，而中共分子则趁机掌控我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我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的光景，红色势力便开始嚣张，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

黄埔军校

自访问苏联之后，蒋介石对苏联及其共产党心生嫌隙，然而，在中山舰事件与4.12反革命政变爆发之前，他并未公开表达反苏反共的立场。在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他在对入伍生训话时曾明确表示，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奋斗而存在的。他强调，为了确保党的成功和主义的实现，我们必须借鉴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让每一位党员都深刻认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实现三民主义，我们势必要效仿他们的做法。尽管他对苏维埃政治体制持有强烈的反感，然而，苏联军队的编制却令他颇感钦佩。因此，他仍旧坚持参照苏俄红军的模式来构建我国军队的培训体系，并在军校以及军队内部推广党代表制度与政治工作制度。他曾言：“在我国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制度，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提议。而党代表这一制度，正是借鉴了苏俄红军的做法。”

北伐清党及五次剿匪

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则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开端。由于中山舰事件迄今在历史上还有很多谜团，而且本文要探讨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蒋介石自己是怎样说这件事的：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为两大阵营。那些已明确表示反共立场的党员，在北京与上海另辟会场，形成了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而本党在广州的中央领导层，依然保持着团结一致，并未出现明显的分歧。然而，共产党此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活动愈发活跃，他们挑拨离间，制造了左右两派，将胡汉民、戴季陶以及持反共立场的党员视为“右派”，将汪兆铭、廖仲恺以及亲共党员划为“左派”，并煽动胡、汪之间的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遭刺，本党的中央领导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动荡。蒋介石一直强调，共产党在本党内部进行分化和挑拨离间。共产党此时无所不用其极，试图分化本党，特别是在所谓的“右派”斗争中，对汪兆铭的包围愈发紧密。汪兆铭也最终被其煽动，在共产派的压力下，以涉嫌廖案为由，被迫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开广东，前往国外。随后，共产党运用以往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关系的手段，转而挑拨汪兆铭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制造了本党新的矛盾。

而中山舰事件在蒋看来，正是当时的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动所引起的，是苏联和共产党要夺权的阴谋：“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 （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凭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对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展开了逮捕行动。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并收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器，同时借此机会对党内持敌对态度的右派势力予以打击。此后，对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案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限制共产党活动、巩固国民党党员地位的要求。逐渐开始了“限共”，但蒋介石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表面上仍维持着“联俄容共”。直到众所周知的四一二清党发生。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于广州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发起北伐。国民政府以广东和广西为战略据点，确立了“击溃吴佩孚，联合孙传芳，对张作霖不予理会”的战略方针，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北伐军挺进湖南，相继攻克平江、岳阳，至8月31日，主力部队已集结于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对武汉三镇发起猛攻，6日和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武昌亦告陷落，北伐军在短短数月内势如破竹，一路横扫北洋军阀势力。

尽管苏联顾问团队及共产党人也加入了北伐的行列，然而，蒋介石对这一群体显现出了明显的敌意，他坚信中共是在苏联的指令下发动农村暴动，意图分化革命军力量，并破坏北伐进程。他在《苏俄在中国》里是这样说的：“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和谭平山来到中国……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 （地痞流氓），通过操控工会与农民协会，煽动武装暴力……进而分裂本党，并挑拨国民革命军内部关系，制造各军间的利益对立与矛盾，趁机渗入我国民革命军，扩大其势力范围，加强控制。”

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蒋称之为“城市暴动”，在他看来也都是听令于苏联而策动的：“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而后，蒋介石政府以俄国领事馆是“俄共间谍策动叛乱的基地”为由宣布与苏俄断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蒋对外宣称：“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

南昌起义

他对共产党当时策动的农民武装起义抱有强烈的厌恶，视其为“焚尸煮骨”的暴行，并坚信其为“播种仇恨”的罪恶行径。据其子蒋纬国所述：“我父亲曾言，共产主义最显著的缺陷，在于其缺乏人性。”

他深信，共产革命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伦理观念及民族特性存在显著差异。革命若以仇恨为动力，则与中国民族的精神特质相悖。仇恨作为动力的革命，其行为必然残酷且污秽，追求的是损人利己，这与我国民族性格格格不入。自古以来，我国伦理观念崇尚利他而非自私，因此，中华民族的固有品质是和平、宽容和光明的；我们既不愿遭受他人的残酷对待，也不愿以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人。

此外，他亦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持反对态度，坚信中国社会不宜推行阶级斗争：“我国近代产业尚未充分发展，阶级差异并不显著。若勉强论及阶级，我国所呈现的不过是阶级的初步形态。阶级间的对立并不鲜明，其利益冲突自然微乎其微。既然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不大，便无需为了某一阶级的利益而颠覆其他阶级。更无需为了单一阶级的利益而颠覆众多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消除阶级差异，而非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导致社会的分裂。这充分说明，基于我国的社会现状，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并不适合我国。无论是推翻帝国主义，还是解放农工，我国都不应采取阶级斗争的策略。”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后续的宁汉合流，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向建立独立武装力量，以争取政权。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先驱在南昌及周边地区发动起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中原大战的结束，蒋介石得以分身，着手对共产党进行“剿匪”。1930年10月10日，他在南京公开发表《告全国同胞文》，强调“肃清匪共”是当务之急，从而开启了历时五次的“剿匪”行动。

在他眼中，这股小小的共产党势力，相较于盘踞在关外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未来的威胁更为深重。他更是将“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众所周知，历史上各朝各代皆不乏土匪横行，尤其是在政权更迭、由乱转治的时期，土匪的猖獗尤为严重。每当国家处于这样的动荡局势时，其治乱兴衰往往取决于剿匪的成效。若政府能成功剿灭匪寇，国家即可恢复安宁与稳固，进而得以长治久安。反之，若政府无法根除匪患，国家将陷入持续的混乱与贫困，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正是如此严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然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继续推行对共产党的“剿匪”政策。面对学生及社会各界高涨的爱国热情，蒋介石却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爱国行动虽然出发点纯洁，却不幸被共产党所操控，沦为共产国际所策划的“人民阵线”的宣传工具。他们试图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之间的关系，煽动地方军响应“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此孤立国民政府及中央军。他们意图让共产党在抗战的背后壮大实力，重整武器，为下一次的叛乱和进攻做准备。而他们所宣扬的口号虽标榜“抗日救国”，实则隐藏着企图引发中国全面抗战的野心，让共产党在抗战的阴影下扩大武装，伺机扩张势力，进而达到颠覆政府、掌控中国的目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而在蒋看来，张和杨是与共产党勾结已久的：“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

西安事变以及随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迫使蒋介石搁置内战，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尽管在表面上，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红军的合法身份，然而，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并未实质性的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双方自此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蒋介石亦不得不投身战场。然而，鉴于中日两国在军事力量上的显著差距，我国军队在战争初期便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在此期间，蒋介石依然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并对苏联可能的军事介入抱有期待。1937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署了久拖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其中规定中国无需以现金购买苏联的军火。尽管如此，他对于俄国人的信任依然存有疑虑。在1937年8月1日的日记中，他如此记录：“苏联的外交手段，诡谲莫测。若苏联先与我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借机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亦要求日本签订类似条约，以此作为维持中立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点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他对苏联的态度始终未曾摆脱“苏联外交，诡谲无比”这一固有印象。。“尤其是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尤为棘手，因为我国的隐患既有隐秘之处，也有紧迫之需。日本的威胁虽然急迫但易于防范，而苏联的隐患则深藏不露，难以预料。”

1941年4月，苏联出于避免两面作战的考虑，与日本缔结了《中立条约》，承诺维护“满洲国”领土的完整，而日本亦承诺保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安全。在当月的14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感慨道：“未曾料及两国竟相互承认满蒙领土，实乃我对事理探究不深之失。”此段文字亦反映出蒋介石将苏联视作与日本无异，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看法。

而对于中共，他虽然表面上给予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但内心可以说从来都没有把共产党当作一同抗日的战友，在他看来，共产党不过是想“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实际上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同时他还是认为共产党受命于苏联：“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斯大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

1937年9月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开辟晋冀察敌后根据地，而这在蒋介石看来是“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而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由于新四军违抗军令，攻击国民党抗日部队，作恶在先：“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

1941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逐跟中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英美同时许诺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倒向英美的蒋介石态度更是与苏联相对，认为：“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当然说到底，蒋介石还是害怕中共要夺他的权：“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不仅如此，蒋介石更是将美国共产党视为“俄国间谍”。在美国舆论与政府层面，直接对中华民国政府信誉造成破坏，损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这也间接地为中共的宣传提供了助力，强调其抗战的坚韧与实力，以及“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的实施成果。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与“康乐进步”被描绘得如乌托邦般美好。有人认为，俄共以及国际共产党积极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中，对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进行信誉攻击。他们不断累积“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等负面标签，旨在破坏中美关系，使中国陷入孤立，并趁国民政府在日本侵华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企图使抗战失败，从而让中共取而代之。【转换失败】：甚至将他自己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的矛盾也嫁祸到中共头上，认为史将军正是被这种国际宣传所误导，“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对于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他未曾知晓，过去中共曾在莫斯科的幕后操纵下，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造成了破坏。同样，他亦未料及，共军一旦获得装备并开辟“边区”，将会采取何种策略来破坏抗战，乃至颠覆政府。

1943年，蒋介石发表他的《中国之命运》，他无视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开展的抗日斗争，称中共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他甚至将中共指为“反革命”：“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

胡宗南

1943年5月，第三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这是个机会，他命令胡宗南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料此事被泄露给外界，中共中央立即发动舆论攻势，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此，蒋介石原先决定发布 《劝告中共党员书》，要中共也同第三国际一同解散，共产党员服从他的“中央”，并且宣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但后来经考虑后没有发表。对于共产党表明要和平不要内战的社论，他认为中共“即非仁义所能石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消息走露被国际知道之后，引起了包括美国特别是苏联的谴责，蒋在日记里说：“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队”，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此时欧洲战场苏联已经逐渐掌握主动权，胜利在望，墨索里尼已经垮台，蒋介石感到欧战结束后中共潜在的威胁，希望迅速消灭共产党，计划进攻延安，他在日记里说：“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无穷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同时他还想要宣布并判决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认为共产党违背其1937年宣言，“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于绥远交通线”，斥共产党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不过，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决定对中共“围而不剿”，并没有真正发动内战。

在蒋介石的眼中，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罪行远不止于拒绝抗战、破坏抗战以及干扰外交，还包括在边区从事所谓的“走私贸易”和私自发行伪钞。至于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发起的整风运动，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旨在“消解民族精神”、“以阶级属性取代人性”的举措：“中共意图背叛国家，破坏抗战，乃至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每个党员的思想深处，根除其民族意识；而要消解民族意识，就必须摧毁民族道德和民族情感，进而必须摧毁孕育这些情感的根源——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尽管其自称是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反省，但实际上对民族思想和自由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运动中对党员的最终要求，即是‘用阶级属性来克服民族属性’，甚至‘以阶级属性取代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曾言：‘斯大林虽然伟大，却缺少人性。’因此，他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最终神秘失踪。这‘以阶级属性取代人性’正是中共整风运动的初衷。”

总之，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可谓是无罪不作。1944年1月21日，他指责共产党“毁灭本国历史和伦理”，2月8日，他又认为共产党“毒辣凶狠”。几乎所以能想到的罪名他都套到中共头上去了，并且还是延续着中共为“俄奴”的看法：“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

自1944年以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此时，蒋介石更是深忧战后苏联与中共可能构成的威胁。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感慨道：“国家未来之路多舛，其中尤以应对俄国与中共的问题为最为严峻……”。

审视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对苏联及共产党的立场，其态度自访问苏联以来始终如一，且对共产党的“罪行”指控愈发增多。由此不难推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将会有何变化。

国共内战时期

胜利之钟敲响，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电报，诚挚地邀请他速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方驻华大使赫尔利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搭乘飞机从延安启程，抵达了重庆。然而，就在前一天的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党方针，当给予其宽大处理，若其顽固不化，届时再行惩治，亦不为迟。”这番话清晰地反映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策略及其意图发动的内战的真实图谋。

“我以极大的诚意对待他们，但他们竟然利用我的诚意，提出华北五省的主义和北平行营主任的职位都要由他们的人担任，还要组建他们的四十八万共军，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要将我提出的十二师的三倍兵力，最终扩大到二十四师呢？”蒋介石认为，“共党实在是不讲道理。”

而后，国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而蒋介石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了日记里。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受苏俄指使的，9月8日日记写道：“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以“诚与敬”对待，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他同时还斥共产党“作恶卖国”，9月21日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

“若不惩治汉奸，仅是处理叛逆，否则无法彰显惩治此祸国殃民、勾结敌人、制造混乱的第一罪魁，亦无法服众，稳固国基。如此罪孽深重的祸首，竟无悔改之意，反而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占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皆纳入其势力范围。政府虽屡次劝导其退让，却始终无法满足其无止境的欲望。若不严加惩处，何以告慰抗战牺牲的军民英灵？”他认为共产党“必欲使中国完全依照其主张，受其全面控制，成为纯粹的一党之国，绝不甘心妥协。”

“观察其宣传手段，直接针对政府进行攻击，诬陷盟军，间接协助敌伪势力，摧毁国家根基，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将中华民国转变为第四共产国际的成员而已。”

而他也同时无礼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认为解放区是没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极权统治：“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 （甲）言论、信仰及行为均受到严格管控，不容自由表达，否则将被以反动、汉奸或叛徒的罪名逮捕。传教士禁止传教，并不得踏入其选举产生的区域。（乙）战后，民众的负担并未因战事而减轻，反而在纳租、出捐、抽丁、派粮等方面加剧，各类沉重的捐税纷至沓来，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与此同时，在抗战期间，到处都有煽动民众反抗政府征收粮食和征召兵役的行为，他们鼓吹不缴纳粮食、不提供兵役，并借助各种迷信邪教来迷惑人心。”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怀有深切的厌恶，然而面对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他只得在表面上装作赞同“和平共处”的提议。并且尽管他内心认为共产党“罪恶滔天”，但45年的双十节蒋介石还是给毛泽东等人授予了“胜利勋章”，称是希望共产党对自己的“罪行”能够“有所悔之”， 他在1945年10月13日日记里是这样说的：“双十节授勋，特将中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 其罪状，帮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世界上恐怕没有这么可笑的事了！

败退台湾时期

1949年，百万雄师挺进长江，一举攻克南京，标志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其政府仓皇撤退至台湾。然而，蒋介石并未因败局而心灰意冷，反倒是立志将台湾打造成“反共抗俄”的“复兴堡垒”。

“反攻大陆，拯救同袍”、“抵御共产主义，抗击苏俄”、“诛杀朱德，剪除共党”……此类口号在蒋介石执掌政权期间，年年不绝，日日不息。近年来，台湾史学界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蒋介石并非仅仅是口号喊得响亮，实则早已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例如，1965年启动的“国光计划”，虽因美国干预及自身力量不足等种种因素而未能成行。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高压白色恐怖，逐渐巩固其政权之后，便开始对台湾人民灌输其反共的观念，将大陆解放区称为“沦陷区”，妖魔化共产党的大陆统治。

1952年10月16日，他向全党疾呼：“中华民族正遭受苏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割据，其傀儡朱毛的统治，使得大陆民众生活陷入绝境，群众的生命遭受蹂躏，民族文化与社会根基几乎被彻底摧毁。五千年来，支撑我们民族生存与国家建立的伦理道德，也将被其彻底毁灭。若我们全体同胞不能携手奋起，拯救民族于危难，自救于困境，那么这种礼义沦丧、廉耻尽失的禽兽社会，以及牛马般的生活，终将降临于我们这一代人，承受这巨大的灾难与悲剧。”

他称自己的“反共抗俄”是“救国救民”的反侵略战争：“因之，此次反共抗俄的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救国救民的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我国家的存亡，与文化的绝续，并且关系亚洲的安危，与世界人类的祸福。我们认定今日交通的进步，已使世界幅员为之缩小，这缩小的世界，决不能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俄帝也决不会容忍这一半自由人类之存在，所以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必为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部，而为其重要的环节。我中华民国大陆领土的光复，大陆同胞的解救，将为亚洲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之确实的保证。”

蒋介石不屑余力地妖魔化共产大陆，企图为自己反攻大陆重夺政权提供合法性，将自己标榜为是为“民族的生存”、“亚洲安全世界和平”而战，似乎由共产党统治的话中国的文化就会被毁灭至尽一样：“中国反共抗俄战争，不仅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恢复国家的领土，保障四亿五千万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而战。并且是为了亚洲安全，世界和平，与全人类文化进步而战。如果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失败，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中断，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毁灭，而人类文化亦将退到一个黑暗时代。若是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东西文化的融和，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建立。中国存亡，亚洲安危，与人类祸福皆在此一举。”

在1971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替蒋介石政府踏入联合国舞台，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不愿与所谓的“汉贼”为伍。这一举动，亦足以显现他持续秉持着将共产党视为“俄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