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359主力旅长，因“一巴掌”惹祸端，知错能改后授予上将

1937年10月，延安的秋天已带着寒意。

八路军359旅旅长陈伯钧这些天正为全旅几千人的冬装问题焦头烂额。

物资匮乏，军饷迟迟不到位，作为旅长的他压力巨大。

当终于接到总部通知可以领取制衣款项时，他如释重负，立即派会计老袁前往延安取款。

然而就在这一天，一场意外的冲突改变了他的命运。

院子里，会计老袁想搭乘一辆军委直属车辆的便车去延安，却遭到司机拒绝。

争吵声惊动了陈伯钧，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劝说无果后，情绪失控扇了司机一记耳光。

这记耳光的声音，在强调官兵平等的八路军中显得格外刺耳。

01 年少得志，井冈山上的黄埔英才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一个家境尚可的家庭。

他自小聪慧，六岁入学，十三岁考入省立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触进步思想，1927年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在黄埔军校期间，陈伯钧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不久，他被分配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教导团奉命南下响应起义，但中途被拦截缴械，陈伯钧趁机逃脱。

他随后加入了二十军独立团，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时期，陈伯钧表现出色，很快担任了红军干部教导大队的副大队长。

他的上级吕赤是黄埔四期生，两人同为四川老乡，情谊深厚。

然而一场意外差点终结陈伯钧的革命生涯。

一天，陈伯钧从战场上捡回一支损坏的手枪，修复后兴冲冲地拿给吕赤看。

二天，没想到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就在他展示时意外击发，子弹击中吕赤前额，致其不治身亡。

这起事故引起轩然大波，战士们群情激愤，要求“杀人偿命”。

毛泽东权衡再三，考虑到陈伯钧并非故意杀人，正值用人之际，最终决定免其一死，改判打一百板子。

据当时在场的陈士榘回忆，打到最后陈伯钧掌心破皮流血，但他一声未吭。

02 战功赫赫，长征路上的“铁屁股”

毛泽东的宽恕让陈伯钧得以继续革命生涯，他怀着感恩之心，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戴罪立功。

此后他历任红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建奇功，三次负重伤，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长征开始时，陈伯钧担任红十三师师长，为全军断后。在湘江战役中，他指挥部队与敌人苦战一整天，掩护主力顺利渡江，自身却付出了巨大伤亡。

这场惨烈的战斗为他赢得了“红军铁屁股”的绰号。

多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北戴河见到陈伯钧时还深情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带着红十三师掩护我们，前面的部队过河就不可能顺利。可以说，没有你陈伯钧，就没有我聂荣臻啊！”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

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多次当面批评其错误方针。结果被罢免职务，调到红军大学任教。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朱德、刘伯承的推荐下，陈伯钧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

至此，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红军三大方面军都任过职的高级将领。

03 一记耳光，从旅长到学员的骤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当时八路军只有六个正规旅，陈伯钧被任命为120师359旅首任旅长，成为令人瞩目的主力旅长。原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则担任他的副手——副旅长。

然而陈伯钧对这个旅的控制力并不强。

与长期在该部队工作的王震相比，陈伯钧在这支队伍的根基很浅。不仅如此，抗战初期他还出了几次状况，引起中央首长的不满。

一次到延安开会时，陈伯钧不知为何竟印制了“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的名片递给毛泽东。

这在普遍对改编有抵触情绪的八路军官兵中是很犯忌讳的，当时就引起首长的不悦。

紧接着在1937年10月17日，发生了那起著名的“耳光事件”。

当时陈伯钧安排旅会计老袁去延安领取购买冬装的款项。

老袁见院子里有辆军委摩托学校的车准备返程延安，想搭便车，却遭到司机拒绝。

陈伯钧几番劝说无果，被对方顶得火起，情绪失控之下扇了司机一记耳光。这件事在强调官兵平等的八路军中引起轩然大波。

毛泽东得知后非常生气，当面严肃批评了陈伯钧：“这不是军阀作风是什么？”

04 抗大改造，思想淬炼的艰难历程

陈伯钧很快被毛主席亲自召见。

毛泽东当面严肃批评了他，认为其行为不利于统一战线和军纪建设，命他前往延安党校学习整顿。这意味着他无法返回前线带兵打仗。

359旅的指挥权自然不能空缺，八路军总部研究之后，决定由副旅长王震接任旅长。陈伯钧从任职到调离，前后不足三个月。

这段经历对他打击不小，也让他远离了前线多年。

初到抗大，陈伯钧一度想不通：“不就是打了个耳光，至于吗？”

但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熔炉里，他逐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抗大校长林彪和教育长罗瑞卿专门找他谈话：“撤你的职，不是否定你的战功，是要治你思想上的‘军阀病’。”

在抗大改造期间，陈伯钧做了三件事：

解剖灵魂：在民主生活会上，他深挖思想根源，承认“打耳光”是旧军队习气作祟，“名片事件”是政治上不成熟；

体力改造：主动要求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南泥湾与战士一起开荒种地，手上磨出的血泡结了厚厚的茧；

理论补课：系统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笔记写满三大本，其中“权力越大，越要谦卑”的感悟被抗大作为教材。

毛泽东对陈伯钧的改造格外关注，曾在抗大讲话中专门提到：“我们党既要会打仗的‘李逵’，更要会自省的‘李逵’。陈伯钧同志正在学做后者。”

05 重返战场，从副旅长到兵团司令

1942年，改造完毕的陈伯钧被重新起用，任命为120师358旅副旅长，降半级使用。

此时359旅旅长已由王震接任，这位老搭档没有丝毫隔阂：“伯钧打仗是把好手，只要去掉骄气，就是栋梁之材。”

复出后的陈伯钧像换了个人。在晋绥根据地反“扫荡”中，他率部以游击战拖垮日军，创下“百人歼敌三百”的战绩。

行军中他抢着帮战士背枪，宿营时为伤病员端水换药，战士们说：“现在的陈副旅长，才是咱们八路军的官”。

解放战争期间，陈伯钧历任东北野战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兵团副司令员等职。

在辽沈战役中，时任45军军长的他主动让功，将主攻任务让给兄弟部队，自己率部打阻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先后担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之一。

有人对这个曾被撤职的“问题干部”获此荣誉表示不解，毛泽东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摔过跟头，知道疼了，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我们党培养干部，既要能扛枪，也要能扛错。”

1957年，中央军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组建了高等军事学院。首任院长是刘伯承元帅，继任院长是叶剑英元帅。

1962年，陈伯钧接替叶剑英出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钧受到冲击。

幸好毛泽东出面解围，周恩来对群众说：“主席讲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这样，陈伯钧才逃过一劫。

陈伯钧的军事生涯中有一个特点：他保持了长达17年的日记习惯，为后世的军事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

这些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

1987年《陈伯钧日记》第一册出版时，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聂荣臻元帅在序言中写道：“他留下的珍贵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

读后，会使我们对党的这段光辉而又曲折的历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这位传奇将军的一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