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亮抛出惊雷，内幕首度曝光

作者：许广亮

1970年8月，庐山之巅迎来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大会。那一年，我有幸成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两位中央委员的贴身随员，得以踏上这片充满圣洁气息的庐山土地。在这里，我将回顾并与大家分享我在那场会议中亲眼目睹的诸多难忘细节。

林彪、叶群驾车引人注目。

1970年，我有幸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任职，担任首长警卫一职。当年8月17日，我有幸随同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池明将军，出席了在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举办的全军装备管理现场会。会议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们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通知张池明将军次日须即刻返回北京，处理一项紧急事务。鉴于会议尚未圆满结束，且张池明将军是会议的关键主持人，我们决定请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将军代为主持。次日，我陪同张池明将军一同从沈阳乘坐飞机返回北京。抵达首都后，方得知中央的通知，要求他即刻启程前往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军委下辖的各总部、军种、兵种以及国防科委等机构共有21位中央委员与会，此人数未包含政治局委员及因病请假者。依据军委的相关规定，每两名军委直属机构的中央委员可各自带一名随员，随员的身份并无特定限制，可能是秘书、警卫或医生。在这21位中央委员中，有3位携带有随员，另外2位亦然，总计共有9名随员随行。在总后勤部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共有4位，除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同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包括张天云（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令彬（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三位中央委员。张天云因健康原因未能与会，张池明和张令彬两位中央委员便决定由我陪同他们前往庐山执行警卫任务。8月19日，我们完成了简短的准备，并于次日清晨乘坐苏联制造的伊尔-18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中午抵达武汉。此次同机前来的中央委员中，既有军队人员，也有地方干部，总计约五六十人。由于九江机场规模有限，无法容纳大型飞机降落，与会代表们的大客机不得不在武汉或安徽安庆降落，然后换乘小型飞机抵达九江。我们乘坐的飞机便是在武汉降落。午餐后稍作休息，我们于下午3点左右换乘两架苏联制造的安-24型小型飞机，抵达了九江机场。该机场规模较小，跑道上的水泥接缝之间甚至长出了小茅草，这反映出这里的飞机起降并不频繁。会议已安排了车辆接送委员们上山，多数车辆为北京吉普，也有江西南昌生产的类似车型。中央领导人多乘坐普通轿车，唯独林彪和叶群乘坐的两辆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两辆车是从北京空运至南昌，再从南昌经九江开往庐山。它们均为美国制造，一辆是林肯，另一辆是凯迪拉克。车身修长低矮，长度甚至超过了国产的大红旗轿车，门窗玻璃为深墨绿色，从外向内望去，几乎一无所见。据说，这些车辆是专门为林彪和叶群进口的，在当时国内极为罕见。

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们，乘坐的均为北京吉普。每辆吉普车均配备了两位中央委员以及一位随员。行进途中，我们在路旁增设了两处临时茶水站，这些茶水站以帐篷搭建，专为旅客休息之用。帐篷内，各式茶饮与新鲜水果一应俱全。自九江机场出发，我们驶向庐山，沿途盘山公路蜿蜒曲折，路面狭窄，弯道频现，且多为上坡，行车速度因此不得不放缓。经过约两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了预定的住宿地。

住别墅，吃土特产

庐山雄踞长江中下游的九江市南岸，其名扬四海，被誉为远近驰名的避暑天堂，海拔高约1500米。群山起伏连绵，苍翠的松竹点缀其间，风景美不胜收，气候宜人温和。山中云雾缭绕，仿佛人置身于浩瀚的云海之中。无论是远观庐山的壮丽风光，还是在山间小径上漫步，总会被层层雾气所包围。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许正是这浓厚的雾气，使得庐山的真实面貌难以尽览。然而，当轻柔的微风拂过，顿时让人感到一阵清凉，尤其在早晚时分，凉意更加浓厚，让人不禁感叹“高处不胜寒”。

庐山之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排排风格独特的西式小别墅。军委直属机关的21位中央委员，便在这仙人洞周边坡地的精致居所中各得其所。每位委员独享一栋独立的平房，而两层楼高的别墅则由两位委员共同居住。随同前来的9名工作人员也一同入住其中。这些别墅设计精巧，内部设施一应俱全，四周环绕着挺拔的古松柏，粗壮的枝桠宛如臂膀般覆盖在屋顶之上。从山脚远望，屋顶若隐若现，宛如点缀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中的明珠；而从高处俯瞰，只见一片苍翠的森林，房屋的轮廓几乎难以辨认。每栋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他们均来自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性格忠诚朴实，情绪饱满。在会议召开前，他们接受了专业的培训，为会议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此外，我们的住所还特别组建了医疗小组，由广州军区驻江西某野战医院及南昌市某医院抽调的4位医护人员组成。

九位同仁与我，连同二十一尊显赫的中央委员，齐聚这间雅致的小餐厅，共赴晚餐之约。虽空间有限，却为这二十一尊贵宾精心布置了环境。他们分坐三桌，而我等九人则独立一席。尽管饮食档次有所区别，但差距甚微。我们这些随从，都是首长身边忠诚的秘书与警卫，其中更有一位空军医生，与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们有着深厚的渊源，因此我们相处融洽，毫无拘束之感。他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时常被端至我们面前，让我们共享这份和谐与温馨的氛围。

庐山之美，闻名遐迩，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甲鱼、石鸡与蛇类，为当地饮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食材。日常的餐桌上，这些地道的山珍几乎无处不在。据传，为确保食材的持续供应，相关部门曾从军队中挑选勇士，攀登险峰进行狩猎。众人对其美味赞不绝口，但在我看来，那石鸡体型庞大，色泽深沉如墨，宛如一只癞蛤蟆；甲鱼的外形更是令人作呕；至于那超过一米之长的蛇，被囚禁于铁笼之中，皮肉已被剥去，尾巴仍不规则地摇摆，令人观之不寒而栗。因此，在庐山逗留的十多日里，我未曾品尝过任何一道以这些食材烹制的佳肴。

与会代表大多于8月20日或21日抵达庐山。在会议正式开幕前夕，代表们及其随员便开启了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行程，并着手开展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在风景区内，仙人洞、花径、庐林、含鄱口、大天池等著名景点依次映入眼帘，其中尤为抢眼的，便是那片珍贵的云雾茶场。特别是秀峰附近的壮观瀑布，更让人流连忘返。李白的千古绝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生动地勾勒出庐山瀑布的神奇与雄浑。

本次盛会特设专业摄影团队，为与会代表及工作人员提供贴心服务。团队精心选取了几处风景秀丽的地点，细腻捕捉每一瞬间之美好。全程摄影服务全程免费。敬请各位提供住址信息，我们的摄影师将在一至两日内，将精心冲洗的相片亲自送达您的府上。

保密代号：200

8月23日的午后，九届二中全会于庐山壮丽的大礼堂隆重开幕。会议期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负责为各位中央委员分发和收集文件，同时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便捷的车辆服务，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鉴于我们的住处与会议地点相距较远，不论是全体会议还是分组讨论，我们都必须精心安排车辆接送，通常情况下，两位同志会合乘一辆吉普车。九届二全会的分组会议是以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为基准进行划分的。部队的中央委员被分配到这六大组别之中。我所负责的两位同志，张令彬加入了华北组，张池明则加入了东北组，这两个组的会场距离并不远。会议的安保工作做得极为周密。据悉，从山脚到山顶设有数道岗哨，住地也安排了哨兵进行巡逻。在确保首长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其他方面的安全也得到了全方位的保障。因此，在会议期间，随员可以选择一同前往，也可以选择留在家中。通常在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我都会亲自出席，主要愿望是得以一睹毛主席的风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北京虽能时常见到周总理等领导人，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每逢全体会议，我都必定出席。将首长送达大礼堂后，我便站在礼堂后台入口处的路边，期待着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通常会在会议前一两分钟或正点准时抵达，他的到来标志着会议的正式开始。

中央会议的保密级别极高，出发前严格禁止向外界泄露任何消息。我们警卫人员秉持着保守秘密的职业准则，不仅确保会议内容绝不能外传，连我们的行踪与出发时间也严格禁止对外公开。抵达庐山后，保密措施依旧严格。会议规定，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得透露庐山之行，而应遵循会议指定的代号，对外统一称为“200号”。然而，会议对我们随员却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将许多工作交由我们负责，包括文件的分发与简报的发送，都由我们亲自处理。会议期间，21位中央委员的文件与简报，由中央办公厅采用特制信袋封装，密封后直接交付给一位空军首长的秘书。秘书启封后，不再封存，交由我们分发至每位中央委员手中。此类文件几乎每日都会送达。尽管出于好奇，我们在分发过程中偶尔会翻阅，但依然能够通过文件与简报随时掌握庐山上的事务。例如，我们收到了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等。得知这些消息时，我们都感到非常惊讶，随员们私下里也纷纷议论。当简报揭露了陈伯达的问题后，我们都想去看看这位“天才理论家”陈伯达挨批后的样子。有一天，我便跟随车辆前往开会地点，看到陈伯达垂头丧气，步履蹒跚，直到快到会议时间才到场，与他以往那副高傲、不可一世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庐山事密守。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顺利画上圆满句号。在会议即将闭幕之际，对携带文件的规定显得格外严格，与以往中央全会及中央工作会议的常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会议文件会统一发放给各部委、各省、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由参会代表带回并传达给各自单位的党委常委。但此次会议的规定有所变动，仅允许携带一份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其他所有会议文件和资料均不得携带。即便是委员们的个人笔记本，也必须上交或自行销毁，几乎全面禁止携带任何纸质材料。带回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必须以报纸公开发表为准，报纸发表之前，严禁对外有任何泄露。因此，在离开庐山之际，首长明确指示我们，关于庐山之事，返回京城后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自九届二中全会顺利闭幕，陈伯达反党议题的讨论便在党内部分高级干部中私下流传开来。到了1970年10月初，这一信息秘密地传入军队各层级机构，直至军级及以上干部，随即迅速展开了学习和讨论。会议的具体地点被严格保密。为了控制知情人员的范围，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各单位在学习期间上交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报告与简报，必须以手抄形式提交，严禁使用打印或铅印，同时禁止未参与传达的人员接触。在此期间，总后勤部上交的报告与简报均由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亲自手书，经过总后党委常委的审阅和定稿后，我在张池明的办公室内闭门细致地誊写无误，并由那位政治部副主任亲自封存，再由保密室安全送达。直至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并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传达至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及部队师级党委委员手中。整个过程中，对陈伯达问题的保密工作执行得极为严谨。